美国8月失业率下降但非农新增就业远不及预期
图4 立法分离型的结构 2.典型实例 第五共和国宪法体制下的法国，也即现代法国是立法分离型的典型代表。
我们讨论或者主张部门行政法的变迁有个非常重要的意蕴，就是强化行政法体系的总的功能，也就是对行政法总的体系做一体化的构型。通过限制行政强制的种类、行政强制的设定主体、行政强制的实施主体来明确限定行政强制权的范围，制约行政权扩张，努力建设有限政府。
在新的历史时代中，由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诸方面的行政管理也必然要发生管理价值的变化、管理技术手段的变化、社会效果的变化，而传统的占有绝对数量的部门行政法典，很难与新的时代精神有所契合，甚至可以说，传统部门行政法典中大量的内容已经不契合新的时代精神。有学者则将部门行政法分为价格行政法、统计行政法、工业行政法、交通行政法、通信行政法、质量监督行政法、税务行政法、工商行政法、国土资源行政法、建设行政法、环境保护行政法、水利行政法、气象行政法、劳动行政法、计划生育行政法、公安行政法、民政行政法、社会团体行政法等。这个行政法体系的重构恰恰契合了十九大报告有关服务行政和给付行政的精神。相对于行政法这个总体而论，部门行政法是其中的一个部分，部门行政法的相关内容以及变迁应当和行政法体系的变迁保持同步。其作为社会现象，必须对社会上发生的事进行积极的感应，甚至需要通过规则予以回应。
①法律典则是戴维·伊斯顿在政治学研究中使用的概念，该概念是对部门法法典和规范的总称，即是说，其既不同于部门法法典，也不同于支持部门法的其他相关规范，用来指称法律的静态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独特内涵。行政法体系是与民事法律体系、刑事法律体系等相并列的部门法律体系。尼赫鲁不否认，在甘地先生领导之下，国大党一直主张农村工业的复兴……但是国大党从来也不反对大工业的发展。
新帝国的这种渴望，一方面是英国殖民印度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也决定了英国人统治印度的方式，那就是他们试图使印度成为一个纯粹的农业国，为他们的工业提供原材料。[20]就甘地所希望的那种以农业为主的新印度建设而言，尼赫鲁更是给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断：(印度)没有其他的工作而完全依赖土地生存的人太多了，给土地带来了太大的压力和负担，这成了印度的大问题。即贱民制度乃是种姓制度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要彻底解放贱民，就必须将整个种姓制度连根拔起。其中社会主义一词，是印度议会在1976年颁布的《宪法》第42修正案所加，而非印度宪法制定之时就有，特此注明。
宪法不但在序言明确世俗一词，而且明文废除了贱民制(《印度宪法》第17条)和传统的头衔制度(《印度宪法》第18条)。[2][印度]甘地：《印度自治》，谭云山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因此，争取印度独立与自治，关键是实现人的自由，关键是在印度土地上还原印度自己的文明观念，而不论印度土地上生存的是印度人还是英国人。[24]这种品质，与所谓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无关，其和工业主义相伴随。[36] 应当说，在如何建设一个新印度这一印度独立之后亟需回答的根本问题上，国大党两代领导人——甘地和尼赫鲁——分别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他认为，印度宪法附件中，以极为详细的列表形式，规定了中央和各省政府机关所具有的权力清单(印度宪法附件七)，因此，宪法第四编就是对宪法附件七的解释说明。
[5]换句话说，和西方、东亚文明的变动相比，印度文明的第一个特征在于她这不可动摇的状态。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20年第1期。为什么即便当时的制宪代表们颇有疑虑，印度宪法最终还是另辟蹊径地单独制定了国家政策之指导原则编？如果不考虑到尼赫鲁对怎样建设一个新印度的回答，不考虑到以尼赫鲁为代表的一代国大党人同时希望吸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因素来建设一个独立的新印度的话，这一编条文之含义，似乎是很难确定的。[13]甘地接受了当时极端派提出的司瓦拉吉(Swaraj)纲领，但他的司瓦拉吉观与极端派不同。
正如分析美国宪法的原初含义，需要将其放置在当时联邦党与反联邦党人争论的语境下进行分析。如果他们要在印度保持他们的文明，那便没有安插他们的地方了。
因为静止的反面，乃是罪恶的根源，即欲望的无休止性。因为对静态的农业文明的欣赏和对动态的工业文明的批判，甘地对新国家的建设方案是乡村共和国。
[9]而且，在甘地看来： 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发明机械，但我们的祖先知道如果我们把心力用在这些东西上面，我们一定要变成物的奴隶而丧失我们的道德性。甘地认为，印度之所以被奴役，恰是因为印度人西化了，自己失去了自己的文明，因而成为了自己的奴隶。[40]安培德卡尔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其出生于贱民种姓，在印度独立期间领导了印度贱民解放运动，还是印度宪法起草者，一名佛教徒。尼赫鲁则代表了上升的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将英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看成革命的对象。宪法正文第246条系议会和邦立法机关有关立法的事项，具体的立法权力清单，则由附件七详细说明。种姓制度意外地以列表种姓和部落这一印度宪法特有的制度得以部分保留。
[2] 在全书前半部分探讨近代文明、印度破灭，以及连带着批评铁路、律师、医生等为代表的近代机械文明之后[3]，甘地开始细致地阐述自己的文明观以及印度如何独立的问题。如果说英国革命的发生是议会取得了最高地位，它不仅仅是一次政治革命，也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一次社会革命……因为(它使得)处于上升地位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地位都得到了提升。
在1946年12月13日印度制宪会议召开伊始，尼赫鲁做了基调演讲，提出制定宪法的《目标决议》。[51]如果是联邦制宪法，则需要建立二元政体(Dual Polity)。
普通一般人民，都是独立生活着，并且遵守他们农人的职分。但是安培德卡尔领衔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在草拟过程中，将形式平等原则转化成了实质平等原则，强调对少数群体的保护。
参见陈王龙诗：《古代印度村社司法中的潘查亚特及其现代影响》，载《南亚研究季刊》2018年第4期，第77-84页。对于印度文明的特征，甘地颇为自信：我相信印度所产生的文明，不致为这个世界所击败。正如安培德卡尔在对宪法草案所做的说明中，反复提到美国、英国等国宪法一样，仅仅在文字上，现代世界各国宪法的差异并不大。因此，与其说是印度的独立，不如说是印度人民的独立：如果我们成为自由，则印度亦是自由的了。
每一个人都遵守他自己的职分与业务，并且得着一个定例的资俸。其中代表性的批评观点是除非基本权利是绝对权利(Absolute Rights)，否则基本权利就不是基本权利。
[30]不难发现，这已经是不点名地在向甘地隔空喊话了。[56]同前注[28]，尼赫鲁书，第697页。
而安培德卡尔则视印度社会内部的种姓和阶级压迫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政体问题上，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性政治体制对他更具吸引力。
在这其中，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法学博士安培德卡尔(B. R. Ambedkar)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在此基础上，甘地回国后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与其说是抵抗英国殖民者，不如说是对甘地所认为的传统印度文明的宣讲和演练。妥协的方案是，仿照美国，由司法机关来解释权利条款。比如甘地将以机械为代表的近代文明斥之为罪恶，尼赫鲁则是在社会发展史观上看待这一问题的。
再加上制宪代表们在讨论宪法草案时，有意识地草拟本编(指第四编)的所有规定不可由法院实施，但其所确立的原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国家在立法时有贯彻这些原则的义务(《印度宪法》第37条)。换句话说，印度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与印度宪法的制定与颁布乃是同时进行的。
安培德卡尔承认，这是议会民主制下宪法的新特征，除印度以外，只有爱尔兰自由州宪法有类似条款。但是和甘地从文明论的视角出发阐述印度民族主义不同，尼赫鲁对印度民族主义的阐发则是现代式的。
而印度各土邦，以及必然连带着的身份制度，就非但不能成为革命的对象，相反却要成为保护的对象。[41]然而，虽然甘地也致力于解放贱民，但是因为其特有的文明论立场，甘地不但不可能彻底攻击种姓制度，相反，其还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种姓制度。